减税应重于政府投资

      鉴于全球经济下滑，与国内经济发展的失速现象严重，我国经济政策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回到1998年经济周期时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的扩张政策周期。

      11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明确提出10条具体措施，计划到2010年底总共投入4万亿进行投资，为加快建设进度，会议决定，今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明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一月内连续第二次针对全国经济情况进行部署，从10月17日将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由“一保一控”转为“保字当先”，又转到当下的从“保持”改为“促进”，可见经济形势之急迫。4万亿将超过政府财政的承受力，要分解压力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大量发行国债，借他日之钱为今日所用；还有一种办法由政府投资拉动、民间资金参股，带动民间投资。

      积极的财政政策被赋予增加投资与扩大内需双重功效，这是被广泛接受的常识性错误。积极财税政策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增加政府投资，以政府消费替代民间消费不足；二是退税，增加企业赢利与居民财富，以刺激企业投资、促进个人消费增长。增加政府投资可以收一时之效，拉动基础建设行业的GDP增长，但从长期来看，政府消费不仅无法替代居民消费的增长，相反，还对居民消费增长有抑制作用。

      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之所以受到欢迎，不仅因为政府消费可以救经济下滑之急。虽然政府消费并不能熨平经济周期，但起码可以将经济下行的痛苦控制在市场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不至于以战争等极端形式毁灭产能。并且，积极财政政策可以弥补公共项目之不足，使经济在更好的基础上增长。美国或者日本都有基础建设的投资高峰期。

      应该引起重视的是，政府投资有自我强化的倾向，这意味着政府掌握资源的力度与范围越来越大。通常而言，政府配置资源，比市场效率低下，即使目前的全球经济形势再次印证市场在失去监管的情况下有失灵之处，但无法证明政府投资效率高于市场。已经确立的一条经济学原则是，积极财政政策主导下的政府投资永远无法满足不断扩张的产能消费，只有市场有这个能力。

      中国目前面临重大的经济转型关口，要从出口与投资导向型经济转变到以内需与投资导向型经济，而不是转变到只有政府投资导向型的经济模式，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离回归计划经济也就不远了。

      要拉动内需，最重要的是退税，减少政府在社会整体财富中的占比，提高政府行政效率，降低社会休整运行成本，提高资源配置的市场比例，不然提振内需就是一句空话，而救急的积极财政政策将成为长期政策延续下去。

      此次措施中包括增值税转型，政府大约让利在1000亿到1500亿元人民币左右，据传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将继续提高，希望这些征策能尽快听于言而见于行，同时将政府行政效率与行政开支的比例公诸于世，如此大致可以预测社会消费增长的百分比，而所有企业的投资信心也将因为市场各个群体的消费能力的提高而提高，不至于出现水泥公司业绩闻风而涨，消费类公司业绩大幅下滑的状况，市场形成均衡消费。

      积极的财政政策，减税、藏富于民作用重于政府投资，最起码两者应并行不悖。资源回归政府彻底主导，经济结构畸轻畸重、民众无力消费，这是中国经济本轮调整的不可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