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减税为关键推出更有效税收激励措施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如今在更大程度上由内需推动的中国经济将能经受住外部波动性冲击。支持家庭消费和服务业增长的结构性趋势仍在持续，包括净储蓄率不断下降、产业升级等。政策调整已在进行中，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将承担更多的重任。

　　屈宏斌表示，下一步，减税是关键。中国在过去几年增加了对特定企业的税收激励措施，有更多方式可以提高政策的效率。通过下调固定税率和提供针对技术升级的更加优厚的税收减免和退税政策，可对小微企业提供更大的支持。为了支持创新和研发支出，还应推出更多的计划来面向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年轻企业及更好地利用递增税率，以支持成本高昂的研究密集型创新活动。

　　内需弹性对经济稳定和市场信心至关重要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所经历的快速再平衡有望对未来经济增长继续提供结构性支持，从而大国经济弹性将会进一步显现。鉴于一段时间内外部不确定性不仅挥之不去，甚而可能进一步加剧，因此，内需弹性对于经济稳定和市场信心至关重要。”屈宏斌认为，仍有充裕的政策空间以维持相对平稳的经济增长势头，预计2018年和2019年GDP增长率分别为6.6%和6.8%。自2016年以来助力工业部门摆脱通缩的再通胀进程有望持续。

　　货币政策方面，屈宏斌认为，政策部门可通过积极的监管激励措施，如调整获得央行借贷便利的条件，来鼓励向企业放贷。针对目前阶段经济下行压力的来源特点，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更有前景也可能更加有效。年初预算报告维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基调不变，2018年的财政赤字目标为2.38万亿元，相当于GDP的2.6%，但实际财政政策的扩张性已明显减弱。得益于经济活动景气度上升，自2016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速已然加快。2018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0.6%，高于2017年8.2%的全年增长率。2018年上半年财政支出同比增长7.8%，低于2017年8.2%的全年增长率。从今年上半年看，财政刺激措施的扩张性仍然弱于去年同期水平。

　　财政政策的扩张性为何实际上减弱？他分析有两个原因：首先，虽然规模约为1.1万亿元的减税降费措施(相当于2018年GDP的1.2%)已获批但实施步伐缓慢。财政预算内资金只是中国总体财政体系的一小部分。另外一大部分的融资来自于准财政渠道，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或影子银行。针对公私合营模式(PPP)的监管审批收紧，跨行业资金管理新规将削减影子银行信贷，意味着大部分准财政融资难以获得，从而相应的预算内的支出速度也变慢。其次，税收收入增长相当强劲。企业部门的盈利增长强劲，在一定程度上还归因于税收征收自增值税改革以来高效得多。今年上半年名义GDP仅增长10%左右，税收收入增速显著高于GDP增速。除了预算内支出外，单独计算的基金预算的扩张性也已减弱。

　　推出更多设计合理的税收激励措施鉴于收入增长势头比预期强劲，目前有推出更多减税措施的空间。

　　屈宏斌表示，额外支出的主体仍应来自于减税降费。针对合格小微企业，采用包括下调税率、提高年度应税收入门槛及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等不同形式。2017年，中国推出税收抵免政策，允许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150%提升至175%。2018年7月，政策的对象扩大至各种规模的合格企业。中国还将合格小企业的年度应税收入的门槛从之前的30万元提高至50万元，按20%的较低税率征税。可以将这项税收优惠全面扩大至其他行业中的中小企业，提供更加优惠的税率。

　　屈宏斌称，支持“年轻”企业往往比支持“小”企业更有成效，可在税负不足的情况下，将超额税收抵免的优厚退税条件包括在内。中国目前没有针对初创企业的退税方案，并且结转规定有限，这与美国不同，美国有长达20年的优厚的向前结转方案，还有针对初创企业的退税规定。在税收计划具有适当针对性的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应当向企业(尤其是年轻企业)提供更多时间，以便对创新进行投资并从中获益。

　　面向研发投资可以有更好的政策组合。他表示，其一，可利用税收抵免和减免政策组合，在计算税负之前申请税收抵免，在计算税负之后申请税收减免。中国目前只提供税收减免，鉴于中国制造业升级和创新推动的广泛性，税收抵免和减免的结合可有助于扶持小型和大型企业。其二，固定税率与递增税率相结合。我国目前提供从量的税收减免，韩国和美国等国采用固定税率和递增税率相结合的方式。实证证据显示，从量的税收激励往往易使大型企业受益，而递增税率可提供更广泛的支持，但前提是实施了适当的退税和结转规定。如果这两者以适当方式结合在一起，寻求加强已付诸实施的退税/结转方案，更多小型企业可从中受益。其三，平衡研究与投资。中国实施过数轮财政刺激计划，但政策欠缺灵活性。在实践中，大型企业往往在税收优惠中受惠最大，将税收利益用于其生产工艺的渐进式改进。我国必须实施更多特别计划(韩国和美国均有特别针对研究的计划)，以激励创新研究，可以与递增和固定税率政策灵活结合起来运用，更适用于长期研究密集型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