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功应对美国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的冲击之后，中国当前的货币政策又将面临着QE退出的风险。
在昨日晚间举行的陆家嘴论坛四场浦江夜话中的一个论坛上，来自人民银行、投行和智库的人士均对美国QE政策的退出表达出了极大的关注。原因很简单，美国QE政策的退出将对中国货币政策产生较大影响。
在这场以“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货币政策的挑战”为主题的浦江夜话上，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资本管制效果并不理想，美联储提出QE政策退出，恰逢中国在进行去杠杆的尝试，应该重视QE退出的影响。
货币政策如何应对QE退出?
日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6月份议息会议后的发布会上表示：“如果美国经济的预测是准确的，那么美联储很可能在今年稍晚放缓资产购买，并于2014年年中结束QE。”
与以往不同，此次伯南克对于QE3退出给出了具体的条件，包括首次明确提出7%的失业率这一QE3退出门槛线，至此，QE3退出的预期大大上升。
在浦江夜话上，标准普尔董事总经理、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龚华德也称，目前利率(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为0，美联储可能在一年半到两年时间后升息。
显然，随着美国QE的退出，美国在未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维持多年的资本流入将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对于中国而言，货币政策应该如何应对?
“从过去几年看，量化宽松政策是人类从未有过的大实验，中国的货币政策比较成功地应对了量化宽松带来的冲击。”央行研究局局长纪志宏表示，经过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这些方面也积累了比较多的经验。QE的实施期间可以做到这样，将来逐步退出的过程中也可以比较好地应对。
统计显示，5月新增外汇占款为668.62亿元，低于1～4月月均新增外汇占款3774.4亿元，虽为连续第6个月增加，但环比增幅大幅下滑。当月新增外汇占款较上月大幅减少 2274.9亿元，环比4月降低了77.3个百分点。
在解释新增外汇占款较4月大幅下降时，资本外流被认为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其实，资本外流压力并非仅仅发生在中国，在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都同步出现。5月以来，泰铢、印度卢比、韩元等货币都一改去年以来的走势，开始对美元明显贬值。
对于中国而言，苏格兰皇家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高路易认为，美QE政策的退出，对中国影响并不大。“中国80%的资本都是由经常性账户进来，不是从资本性账户进来。”“通过外部进来的金融资产，与中国自己创造的流动性相比，外国的微不足道。”
相比于其他发达经济体，中国的资本项目尚未开放，存在资本管制。因此，有部分经济学家借此认为，QE政策的退出对中国影响不大。但在更多的经济学家看来，这种影响不容忽视。
“中国想去杠杆化，同时又碰到全世界(货币宽松)大潮退去。美联储QE政策的退出，恐怕在这个时候对中国的影响是蛮大的。”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乔虹表示，当前和上世纪60年代已大不一样，目前货物、人力，还是资本，跨境非常容易。“这绝不是有一道很高的墙，外国人爬不进来。(资本管制)不是完全可以阻挡住热钱的进出。”
在纪志宏看来，应对QE政策的退出，凡是比较大的经济体、汇率灵活程度比较高的经济体、资本市场比较发达的经济体、金融市场深度较好的经济体可能受到的负面冲击越小，应对也会越容易。从这些角度来讲中国更重要的还是加快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经济均衡地增长。
反思国际货币体系
“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觉得有一个角度，即美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问题，能够让人们进一步地思考国际货币体系必须做一定的改革。”纪志宏表示，如果两个问题(QE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联系在一起，对这个问题(QE)可能会做更深入的思考。
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一家独大。很多中小经济体丧失了货币政策主导权，当美国考虑刺激经济增长而降低利率时，在美元一家独大的格局下，不少经济体必须追随美国的利率政策，难以根据本国宏观经济情况独立地调整利率。
其实，在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都已发现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
早在2011年，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的卡恩还曾呼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扩大IMF特别提款权的作用，促进国际金融体系稳定。“如果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可能会给下次危机埋下种子。”
央行行长周小川也曾发表《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署名文章。文中，周小川提出，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虽然由来已久，但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1969年，IMF创设了特别提款权(下称“SDR”)，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遗憾的是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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