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京文则认为,中国不宜再把GDP增长目标列为“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也不宜再提“保八”等政策口号,更不宜将GDP增长目标作为地方政策的目标和干部考核的唯一依据。
调整是主轴
作为国家发改委此次“十二五”规划的合作伙伴,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劳伦斯•格林伍德在介绍双方合作阶段性成果时,最核心的关键词是“调整”。
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再调整要更加注重降低储蓄率和扩大国内私营部门的需求。
在需求方面,再调整意味着要降低对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同时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在供给方面,再调整意味着要更加依赖服务业等非贸易部门,减少对制造业等贸易部门的依赖。
“经济增长再调整不仅有助于解决全球失衡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是发展过程和结构转型的必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向中上等收入水平国家迈进的过程中必须经历这一过程。”劳伦斯•格林伍德说。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同样认为,调整应该成为“十二五”规划的主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历经多次调整,然而,本轮调整与以往不同的意义在于,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调整无一例外都是以短缺为背景,但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短缺背景就在不断淡出,直至转化成本轮经济增长中的产能过剩背景。
在王建看来,目前阻挡中国经济成长前进脚步的已经不是严重的短线产业的瓶颈制约,而是产品与产能过剩,这个矛盾不解决,中国的长期发展就会越来越因缺乏需求动力而陷入低速增长,甚至爆发生产过剩危机。
王建强调,诸多因素决定了,“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的调整是必须的,否则未来30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步伐就会越迈越小,会因为各种重要的结构关系理不顺而不得不慢下来,甚至停下来。
“正像人一样,长期高速奔跑难免会带上病,需要一个时期治病、调理,健康了,就又可以跑起来。”王建说。